《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每個嚴控邊界的作為,都在呼應美國創建者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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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艾倫.沃夫(Alan Wolfe)

  【開放社會及其朋友】 開放邊界

  舊政權的社會並未完全對外國人封閉。戰爭、國界的不確定、宗教迫害和流亡、新興的殖民地事業、語言的相似性,凡此種種都促成相當的跨境流動,並使舊式都市染上國際化的風貌。但是在並非自己原生地的國度中取得當地公民資格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出生於荷蘭的法學家雨果.格羅提烏斯(Hugo Grotius)在其《戰爭與和平的法律》(一六二五)中所指出的那樣:大家都有將外國人視為敵人的傾向。在大不列顛,外國商人不能雇用同國籍的外國人;天主教徒和猶太人長期以來一直未被授予完全的公民身分。到了一七九三年,議會通過了《外國人法案》,要求船運公司通報船上所有的外國人。在法國的外國人也受到類似的限制待遇,此外,他們還無法立下將財產留給孩子的遺囑;外國人如果沒有本土的繼承人,那麼財產就由法國君主繼承。議會雖然允許外國人入籍法國,但是人數寥寥可數:從一六六○至一七九○年間,每年平均大約只有五十二個在外國出生的人獲得法國的公民身分。

  有人可能會認為,第一代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對於外國出生的人這種受對待的方式感到震驚,對於加諸在個人自由上的限制感到震驚,才會令他們主張社會應該對人開放,就像社會應該對思想開放那樣。如果政府是根據合同組成,個人自願接受合同約束,那麼他們當然可以在自己選擇的任何地方簽約。如果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的理念緊密相關,那麼勞力的買賣雙方就像任何其他商品的買賣雙方一樣,都應該被允許四處尋找最好的便宜貨。

  然而,英國最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沒有任何一位曾持續探討移民的問題。約翰.洛克曾設想過:一個人可不可以從自己出生的管轄區「抽離自己與自己的服從……並在其他地方設立新的政府」,但他接著繼續分析:基於「默認同意」的理念(一旦你已受益於合同,這就意味你的同意可以追溯既往),一個人有權終止一份合同以便簽訂另一份合同的權力應受嚴格限制。亞當.斯密幾乎抨擊一切對於重商主義經濟活動所施加的限制,卻從未觸及今天我們可能稱之為自由市場的移民政策。他除了對美洲殖民地勞動力比較划算的一些評論外,《國富論》根本沒有持續討論工人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以尋求更好機會的優勢,更不用說討論雇主為追求更高的利潤而從海外招募工人的事。儘管彌爾後來和亞當.斯密在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上持相反的意見,但彌爾和斯密對移民的議題同樣缺乏興趣。《政治經濟學原理》提到向外移民的地方有二十八個不同段落,而提到入境移民的地方只有三個。

  缺乏有關入境移民問題的討論,可能是因為英國忙於派遣大量國民到國外定居而忽略人數相對較少的入境移民。因為上述國民中有很多人都要去位於美洲的殖民地,因此在大西洋的彼岸,移民問題和宗教問題一樣都成為思想的實驗場,目的在探究事情是否可用與歐洲不同的方式加以解決。儘管亞當.斯密對於入境移民的問題如此沉默,《獨立宣言》卻包含了捍衛殖民地接收新成員之權利的積極文字。《獨立宣言》絕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如果拿它來和湯姆.潘恩的《常識》相比,那麼它的言論就要變得黯然失色了:「愛人類的你啊!敢於反對的你,不僅反對暴政,而且反對暴君,站出來吧!舊世界的所有地方充滿壓迫。全球各地都在迫害自由。亞洲以及非洲長期以來一直將它驅逐。歐洲將它視為陌路,而英格蘭則已發出警告。哦!接收被放逐的人吧,及時準備庇護人類吧。」

  然而,儘管需要繁衍國家人口,美洲殖民地(以及其後的美國)並非毫無保留地贊成向所有想來的人敞開國界。在大多數事務上都抱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富蘭克林對德國移民則懷有一種仇外心理。《獨立宣言》的作者托馬斯.傑佛遜也對外國人可能破壞共和主義的美德觀念表示擔憂。在美國所有的創始人中,對於入境移民議題最感興趣的非亞歷山大.漢彌爾頓莫屬。由於他本人也是移民,漢彌爾頓比較接近歐洲保守主義而離北美自由主義較遠。難怪美國歷史上充滿旨在調節甚至斷絕入境移民流之限制性考量的例子。每個嚴控邊界的作為都在呼應美國創建者的矛盾心理,都在重申富蘭克林的關注:「那些來到這裡的人通常是各國最無知又最愚蠢的人。」或是傑佛遜的看法:「他們會帶著母國政府的原則來到這裡,那是他們從年幼時期便浸淫其中的。或者,即使他們能拋棄那些原則,那麼取而代之的將是無邊無際的放縱,就像一般情況那樣,從一個極端擺盪到另一個極端。」

  移民現在不只是美國而是所有自由開放的社會都面臨的問題,而且大家與歐洲人和美國人一樣都不確定該如何應對它。他們樂見外籍勞工接受低薪工作,但一般並不願意給予對他們有好處的公民身分,甚至對他們的子女和孫兒也一樣。儘管這些社會的領導人也反對那些幹出種族滅絕行為的人,但是他們的國家在向種族滅絕受害者提供庇護一事上表現得並不特別慷慨。歐盟國家對於彼此越來越開放,然而在國內卻表現得越來越封閉,例如面對穆斯林移民時重新發現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認同,或是更加強調各自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說到那些已經歷時間考驗的政策考量(例如如何以及是否進行經濟調節),歐洲社會自有一套他們可以依靠的自由主義理論史。但在處理移民問題上情況就不同了。在這個特別有爭議之公共辯論的平台上,可供他們參酌的自由主義傳統並沒有那麼多。

  由於自由主義的這種真空狀態,公眾關於移民問題的爭論大部分一直由不自由的聲音所主導。歐洲和美國此種最堅持的聲音來自如下這類政治家:他們承諾保護假定存在之祖國的文化完整性,以對抗所謂外國人的墮落退化。毫無疑問,無論在美國或是歐洲,較極端的反移民政治家一再傳達的大部分信息都不是自由開放的。大家發現那些政客拿不出慷慨精神對待生活條件極端困難的人。他們不以溫馨的眼光欣賞那些離鄉背井前往異國謀取成功的人的勇氣,也沒有意識到一切文化都有價值,此外他們也無法理解,世界國家無論差異如何,所有人都具有基本的普遍性。

  他們無法認清:文化之間的和平比起文化之間的戰爭是更有價值的目標。他們並不承認一個被保護的社會遠非完美無瑕,應該為它注入創新的想法和活力。提到移民這個議題,那種特殊傾向的保守主義者(還有其他的保守主義者,比方與《華爾街日報》有關的人士就支持移民)似乎比在其他議題更適合被冠上「反動」的稱號。全球人口的流動移徙已是一種生活事實,那些政客卻出於憤怒和恐懼而對此表現抗拒。

  因為伸出手來歡迎來自遙遠國度的移民,多元文化主義者覺得自己身處政治光譜上與仇外情結遙遙相對的另一端。然而,這並不意味多元文化主義在定義上必然是自由主義的。在許多多元文化主義者的眼裡看來,如下的事是不言而喻的:移民在一個敵意環伺的狀態下生活,所以需要保留自己帶來的許多文化習俗。如此一來,多元文化主義非做不可的事便和自由主義的要求發生衝突:如果我們將自主權擴及到群體,我們允許他們的一些生活實踐(這裡只舉三例:媒妁婚姻、性別隔離、宗教洗腦)可以與這些群體中個人的權利發生衝突。

  這個傳統中至少有一位重要的理論家,即加拿大的政治哲學家威爾.吉姆立卡(Will Kymlicka)。他曾認為促使群體團結的這些因素並非本質上的不自由,但是他的論點並不特別有說服力。如果彌爾強調個人為自己安排人生計畫是重要的,那我們不僅要為自己選擇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且這樣的選擇既然經常使我們與自己出生於其中的生活方式發生衝突,我們就還要掙脫群體(一般群體尤其還有原生群體)對我們發揮的影響。就因為這樣,多元文化主義不僅受到右派的批評,同時也受到強烈認同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政治哲學家所抨擊。

  那麼,自由主義者應該如何對待這個令人煩惱的國界問題呢?答案是提醒大家如下的事:自由主義者不只相信開放性,還相信開放性能鼓勵個人能力的增長。從這個角度看,自由主義者應該堅持開放是一條雙向道,而康德在這裡則是一位有用的帶路人。他告訴世人:我們在論斷自己真正身處的情況時,總要拿它來和自己假設生不逢時即可能身處的境遇相比。從這個角度來看,恰巧生在美國的人比恰巧生在肯亞的人能活得比較久,並有更多的能力來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而這點就本質上而論實在是不公平的。

  這並非意味美國必須向所有想要來美國的肯亞人開放邊界。但這確實意味:紐約市民應該認識到,和奈洛比市民相比,他享有的好處很多都只因為自己正好出生在美國,而不是因為他比別人更值得如此。雖然不可能有完美的公義制度,但從康德主張開放的角度來看,美國人可以做的至少是歡迎來自非洲一定數量的移民。鑑於自由主義的歷史,任何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都無法對值得接納的人關閉它的邊界。無論自由主義的定義再如何寬鬆,仇外心理永遠不能列入其中。

  如果「開放」是我們在某個方向上所肯定的價值,那麼它也是我們必須在另一方向上看重的東西。一旦社會接納新的成員,這些成員也有義務向新社會開放他們自己。自由主義與仇外心理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歡迎新來的人,但它也與多元文化主義有所不同,因為它會對新來的人提出要求。自由主義對於移民問題和對於宗教問題一樣,都是有討價還價空間的。它的基本前提是:如果你們對我們開放,我們就對你們開放。

  對於符合自由主義精神之邊界處理的方式,可由拉尼米德信託基金(一個致力於將英國形塑成多元文化主義國度的智庫)善意照顧移民英國之穆斯林,並使其免受種族主義侵害的方式中一窺究竟。該信託基金設計了一個包含八個部分的問卷,用意在於觀察本土的英國人對於穆斯林的觀點是開放或封閉:一個思想開明的人更有可能將伊斯蘭教視為多樣而非單一、只是與我不同而非在我之下、是夥伴而非敵人、是真誠的宗教而非善操縱的意識型態。

  問卷中的問題十分周到,而且可能會展示世人對生活在他們中間之陌生人的真正看法,不過拉尼米德信託基金這份名為《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報告卻沒有提及穆斯林移民如何看待接待國對他們的態度。然而,移民如何看待接納國(敵意或歡迎、真誠或種族歧視、朋友或敵人)肯定是很重要的。如果土生土長的人拒絕接納新移民,那麼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便會接踵而至,但是如果新來者不願接觸本土出生的人,排斥和隔離也會隨之而來。

  這些議題在二○○六年已從學術界轉移到實際的生活領域,因為當時的英國外交部長傑克.斯特勞表達了他對布卡(一些穆斯林婦女所穿著之覆蓋全身的罩紗)的憂心(斯特勞作為一九九七年時的內政大臣,他曾推出拉尼米德信託基金《伊斯蘭恐懼症》的報告)。斯特勞在他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他捍衛任何女性穿戴特異性較低之頭巾的權利,同時也意識到男人不應該告訴女人該穿什麼。但他也覺得,當自己與其他人交談時,若無法與對方以真面目互動,那確實是嚴重的事。斯特勞雖然沒有明確使用「開放性」一詞,但決定穿布卡罩袍其實等於自絕於身邊所有的人。他不像仇外主義者一樣斷言穆斯林不屬於英國,但是他也沒有像許多多元文化主義者表示的那樣,硬說穆斯林應該被允許穿著他們認為最能表達其文化和宗教情感的傳統服裝。他從未要求移民要完全同化於英國的習俗,相反地,他透過一個小心翼翼選出來的例子,說明「對他人開放時,期待一定的開放性作為回報」是何意義。

  當移民被視為雙向道時,自由主義對個人發展的承諾便是雙向都行得通。多元文化主義者對於如下這件重要事情的看法是正確的:移民對接納國帶來的好處既有文化的也有經濟的。因為移民代表如此多的不同信仰,以至於他們擴大了宗教多元化這個對宗教自由的最佳保護網。因為移民為家庭、友誼、社區等方面帶來不同的視角,他們經常能讓接納國的文學、音樂以及藝術感性恢復活力,從如下事實可以看出移民成功的端倪:移民或其子女寫的小說屢獲文學獎項或經常站上暢銷書排行榜。進入接納國的移民可以開闊土生土長居民的視野。後者因為能生活在一個更加國際化的社會中,所以成為更好的人。他們不再需要像幾個世紀之前貴族的子女們一樣,需到國外旅行才能見識與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出門去買個雜貨。

  與此同時,移民一事對新來的人亦提供類似的福利。大家不難理解為什麼移民因生活在可能被自己視為充滿敵意的他國,於是會將自己與其他人隔離開來。而且有些東道國(尤其是法國)也可能在要求移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時採取的措施過於倉促,例如學生在校禁戴頭巾。然而,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試圖過著封閉的生活必然會是自我局限的、自我挫敗的。自由主義的承諾不僅是要為新來的人提供空間(但考慮到如此多移民來自高度不自由開放的國家,為他們騰出空間絕非輕易可以達成的)。人們還為了有所轉變而來。他們了解到先前在母國時對自己來說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像的生活都浮現在眼前的新社會中。

  然而,對有些移民而言(特別是對他們的孩子),由於擔心這種大幅度的變化,他們反而會在新社會中重新致力於母國的傳統作法,其中包括(雖屬罕見但仍不減其悲愴性)可能導致恐怖主義的行為或是對恐怖主義行為表示情有可原的態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開放的社會隨後對移民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以至於經過幾代之後,他們發現自己幾乎無法抗拒該社會的理念。不過,這正是多元文化主義者眼中的問題。他們傾向於將自由主義的誘惑力視為把外來生活方式強加於原汁原味存真生活方式之上的東西。但自由主義者應該感到自豪的是:一個人一旦依照自己選擇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一旦經歷過之後,就不會輕易放棄。當移民抵達自由開放的社會時,世界上自由開放公民的數量終會成長。

  移民問題不依循那條通常將自由開放社會分隔成左派右派的分界線,換句話說,那條意識型態分界線的任何一邊都可以找到反對者和支持者。大企業通常喜歡移民而勞工則不喜歡,有些少數族群甚至在其他另一些少數族群都歡迎移民時還是害怕移民。對於那些尋求明確規則以化解移民帶來之緊張局面的人而言,這問題是令他們感到挫折的。任何社會都無法澈底關閉其邊界,即便它想辦法這樣做,移民仍會到來,但同樣地,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完全打開它的邊界,因為如果這樣做,就沒有任何值得信奉的公民概念仍然值得信奉。如果有人想找出一個關於移民問題的抽象規範,自由主義是無法提供的。

  不過,自由主義可以提供其他東西,那便是如下幾個指導方針:其一,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應該將允許外人移入視為常態,而將拒絕外人移入視為例外,絕不是把將他們拒於門外視為常態,只偶爾網開一面允許他們移入;其二,願意將世界視為充滿潛力的地方。這些潛力儘管會威脅到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但它迫使世人適應新的挑戰,而非只是試圖保護自己、反抗外來的和未知的東西;其三,我們不僅聚焦在自己可以為移民提供什麼,也應聚焦在他們可以為我們提供什麼。「開放」是移民尋求的目標,也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尤其是,倘若「開放」能鼓勵那些曾經一度是明確國界兩邊的居民在這個過程中變成更好的人,那麼情況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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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如何正面迎擊保守主義,構建新世紀的政經版圖與公民生活?》,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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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艾倫.沃夫(Alan Wolfe) 譯者:翁德明

  美國政治思想大師、自由主義「最忠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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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深度探索自由主義並為之辯護的熱切宣言,作者艾倫?沃夫是美國頂尖政治學者,被譽為「自由主義最後、最忠實的孩子」,本書乃其數十年思考的集大成之作,細緻勾勒出自由主義思想如何不斷改易、激盪、接受挑戰的各路脈絡,展開這個「最適合我們時代的政治哲學」之完整圖像。全書返本溯源,遠自盧梭、康德、洛克、彌爾、亞當斯密等偉大學人的觀點文獻出發,近及二十世紀羅斯福、柴契爾、雷根、布希政府的政策變化,最終收束於二○○八年歐巴馬內閣成立之刻。放眼今日,美國已過渡到保守分子川普主政的時代,此時回探作者十年前的局勢分析,更見滋味。

  沃夫教授提出自由主義的七大傾向--朝向成長、贊成平等、注重現實、考慮慎重、寬容為懷、欣賞開放、強調治理--闡明了自由主義如何與保守主義、民粹思想、浪漫主義、宗教歧異乃至自然災害等實際概念及現象交鋒,脫出重圍,推動當代社會向前邁進。我們可藉此檢視自由主義傳統如何影響並深化當下行政權力、信仰觀念、言論自由等多元議題的討論。但作者也明白指出,在我們能夠靈活運用自由主義來處理一切問題之前,仍須重新理解、修復、接納其真正涵義。它的應用對象不只是美國人,也包含所有的現代人--因為自由主義目前仍是這處複雜世界中,最有利的生存道路。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